仙逝八年 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大师

李钊撰写2017-07-10 21:42:32

2009年7月11日,中国当代学术前辈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相继仙逝,引发学界震动与讨论,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引起的遗产风波与任继愈先生去世后的平静形成了一静一动的鲜明对照,让人更加热衷于将二位先生进行对比评价。

中国文化传统讲求“逝者为大”,所以当二位先生逝世后,“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便随之赋予二位先生。当然,也有人撰文认为任、季二位先生并不能称之为“大师”,特别是季羡林先生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


任继愈认为,朱熹是将儒教完善化的关键人物(图源:VCG)

事实上,二位先生在学术专业领域的贡献,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任继愈先生曾受命组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宗教研究的实际掌门人,而其在佛学领域和儒学领域的研究,可谓洞见高远。

任继愈先生早年师从熊十力先生,而后转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他在1978年提出的“儒教说”,更是将儒家的研究视角拓宽的宗教的维度。在任继愈先生之前,人们的儒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伦理学和哲学的角度,任继愈在研究宋明理学以后中国儒家的实际状态,提出了“儒教说”,并提出儒教的内在本质是禁欲主义、敬天法祖、重“忠孝”、尊“三纲”,而其教义则表现为“天地君亲师”,并与王权结合,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宋元之后的中国社会。

当然,也有人怀疑任继愈此论是为解决“中国土生无宗教”的政治难题,其学说也是为政治解围,此种怀疑亦不无道理,但考察中国儒学史前辈学人的高见,“儒教说”实际早有萌芽。事实上自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起,中国儒学界便有“儒教一神论”的主张,同时近代学者柳无忌在其著作《儒学简史》中也明确了儒家的起源即是先秦宗教,这些实际上都是“儒教说”的学术渊源。


季羡林先生旧照(图源:VCG)

而季羡林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梵文与巴利文,其中也不乏对佛教的深刻洞见,但他自己曾多次表示对所谓的宗教教义并不感兴趣,他的研究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洞察印度文化,这与同时期的印度学家、学贯中印西徐梵澄先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巴利文研究上的地位自然不必言说,他站在考据学上对宗教的理解也可谓极具创见。他认为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宗教,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保持活力。

他还认为他认为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而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化很难成体系,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

佛学史领域,季羡林先生是中国国内外为数有限的,能真正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和语言学家。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国内外的学术空白。他同时主持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季羡林先生翻译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大反响。

因此,从现在看来任继愈和季羡林二位先生都提出了十分深刻的洞见,或许有人说其不算“大师”,但其学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李钊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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