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者:儒家眼中的“刘晓波式困境”

文铮 绍明撰写2017-07-10 05:16:12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正经历着痛苦的精神选择,这种痛苦是自我困境与“家国困境”的嵌套,也掺杂着模棱两可又看似明晰的“普世”认知。这种痛苦与困境究竟来自何处,是一个亟待澄明的问题。

就此,多维新闻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朝晖,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在中国缺少现实土壤。
 
多维: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西方那套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意义,以前温家宝会强调与西方普世价值靠拢,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理论,所谓“四个自信”,你认为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是不是普世价值,那些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

方朝辉: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自由、人权、民主、法制,这些东西作为普世价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够成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没有普世性吗,没有普世价值吗,关键在于这些东西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比如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否定真善美是普世价值,但是有几个民族把真善美当做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来对待,恐怕很少。西方人当然也崇拜真善美,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社会制度方面,他们认为民主法治这些东西更有实际可操作的价值。

所以承认某种东西具有普世意义,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与建设,民族的社会生活层面,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力量的。

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不等于印度人会放弃印度教。说一个东西具有普世的意义,但是在一个民族的实际生活、人的精神价值信仰、社会制度建构、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如果只有边缘的作用,没有根本作用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普遍有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他们想象当中认为有一种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普遍原理理解的基础之上,基于这种理解推出普世性,这是他们犯的一个基本错误。


刘晓波得到香港等地民众的热烈声援,然而在中国,认识民主、平等、自由这些概念前提是认识脚下的土地(图源:Reuters

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师,包括哈耶克、托克维尔在内的一些人都强调法制和民主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土壤中才能生长起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前有段时间我也注意西方的日本研究,因为日本是二战后全世界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所以西方很多学者研究日本的现代性问题。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战以后的日本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完全是照抄美国,但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专家将日本现代化的成就归功于民主、法制和自由。

他们认为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是日本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所决定的,比如有些西方学者深入地发现“礼”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方面发挥多么强大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中国如果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进步,靠学习民主、自由、民权是很可笑的。但也不是说要反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作为普世价值没有问题,但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

多维:既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解决方式不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方朝辉:我是讲西方这套自由主义的理论不是根本性的力量,当然它有它的价值。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一种好的法制、宪政如何才能建立起来,这是比喊几个口号困难多的事情。

就中国实际而言,党员的信仰世界要不要重建,还有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国家把经济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没有把社会的争议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出现很多坑蒙拐骗的时候没有及时地加以制止,引导整个社会的潮流就是向经济利益发展,经济利益成为衡量一个人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

(文铮 绍明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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