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必须卸下中国人肩上的“冤”

2016-12-13 08:25:33

很少会有一个字,能像“冤”那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肩上达数千年之久。上至贵为王侯将相的伍子胥、韩信、于谦等,下至平民百姓的东海孝妇、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历朝历代,不计其数的冤案接连发生。为了洗刷冤屈,古代反复上演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的场景,希望遇到一位青天大老爷,这也是中国人清官情结产生的根源。

受此影响之下,自古以来诞生了大量的艺术作品,既是用来表达冤屈,如根据东海孝妇故事创作出的戏剧《窦娥冤》,又是为了颂扬包拯、海瑞之类的大清官。而且这样的冤案、伸冤和艺术作品,已经延续到今天,继续牵动着人民的心弦。

近期中国社会恰恰发生了两件与“冤”有关的事,一件是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司法标志性冤案的聂树斌案在时隔21年后获得平反,那是真冤。另一件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热映,片中女主角李雪莲申诉的假离婚和“我不是潘金莲”,尽管根本不冤,她还是高举一个“冤”字,不知疲倦地层层上访十多年。

这一实一虚两件事虽然只是个例,但是其激起舆论强烈讨论的背后,仍然折射出了“冤”对于所有出生、成长、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依旧是一个足以压垮肩膀的沉重包袱。

冤案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从这两件事来分析,聂树斌案之所以酿成,是与那个时代“命案必破”硬性政治指标有关,是因为公安机关草率抓人,特别是审讯过程中违反程序正义,涉嫌证据造假和诱供,是法院在难以对检察院、公安机关形成有效监督的情况下造成的直接后果。

而此案之所以难以纠正,是由于正常的上诉机制存有漏洞,尤其是在发现重大疑点后,作为该案原审地的河北省政法系统一直消极复查,甚至暗中阻挠正常的司法程序,这才一再耽搁至今。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情况同样如此,明明主角的申诉毫无道理,但各级官员以维稳心态对待,能挡则挡,以至于一件小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难以收场。


聂树斌家属在其坟前焚烧再审判决书(图源:VCG)

往更深层次思考,之所以会有“命案必破”之类政治指标,之所以公安机关敢于草率抓人和违反程序正义,之所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难以形成互相监督的闭环,之所以冤案难以纠正,归根究底是过时的执政理念在不同截面酿成的弊病。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的人治官僚文化浸染着整个民族。虽然在近代民主共和浪潮下,君主专制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封建的人治官僚文化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封建残余渗入官僚及司法系统,固然在特定时期巩固了政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公检法体系长期充满人治逻辑和斗争思维。

不单制度设计上缺乏监督意识,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被严重弱化,而且缺乏人权保护意识,长期实行有罪推定,削弱辩护制度,经常粗暴对待犯罪嫌疑人,动辄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周永康主管政法委期间,这种情况更是明显,政法委领衔下,公检法之间的互相监督功能遭到严重削弱,强力机关常常以维稳之名侵犯人权,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聂树斌案也因此迟迟难以平反,影响极其恶劣。

时代在不断发展,十八大以来新生代领导层,为了应对面临的空前复杂挑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目的正是提升执政思维的现代化。而全面依法治国则与先前进行的反腐行动、党建一起,掀起了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革命,有助于涤除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人治官僚文化。

(应濯 多维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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