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避免重演法国大革命的悲剧?

邓峰评论2015-07-26 03:42:56

中国是一个有着“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国家,每逢乱世,必有英雄出,每逢社会堕落,肯定有一批人在仰望星空。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今天中国刚好抵近一个十字路口,断断续续一百多年的启蒙,不仅到现在还未完成,而且表现得更加急迫。一方面,社会每天都在变化,各类矛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制度还未及时适应新的变化,使得制度中旧的成分令人感到面目可憎。社会开始分裂,信仰随之迷失,越来越多的人只想着如何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公共道德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却有一批人甘做时代的领航者,在浊世中守护那一份理想主义。

毫无疑问,这群人的存在,意义非凡,不管未来社会朝哪里发展,注定带上他们的烙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称赞领航者,因为领航者的存在,让人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希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希望远远不等于这个社会的前景就一定好,理想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也许远远超出建设性,而社会再次走向新的不归之路,容易被人质疑为瞎折腾一场。

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今日我们所谈论的领航者多为散布在不同角落的精神流浪者,其中在舆论场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来,这批人经常被外界某些人视为社会的良心,不管上面如何封杀,他们始终是他们信徒心中的一尊神。有的时候,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本身并不特别杰出,只不过因为上面的打击,反而更容易赢得民众的支持。上面愈发反感的人,往往可以轻易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的存在,社会得以健康运转。他们以笔为剑,以思想为武器,针砭时弊,讽刺黑暗,指出社会问题之所在,无疑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只是在一个政治自由极度匮乏的社会,情况就不一样。这种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对政府内情了解得很少,又无法参与到具体政治中去,导致他们的发言往往只是停留在普遍性的口号和原则上。

有些人会指责公共知识分子只知道批判政府,却无半点建设性意见。其实不然,批判本身的价值不可忽视,正是因为有了批判,方能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一个社会不是担心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担心无法及早发现问题的所在。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的角度介于现实,本身是值得推崇的,怕就怕一个社会很少看到敢于批判现实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无法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指责的理由,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他们的使命在于批判现实,在于指出社会的弊端,然后交由政治家去解决问题。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一个负责提出和发现问题,一个负责解决问题。

然而,这种良性合作的前提是政治自由。在政治自由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轻松获得大量的时事信息,进而更加容易发现社会的真实问题,让批判富有力量和深度。再者,因为政治自由的存在,无论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其它对于政治富有兴趣的精英人士,皆可自由参与到具体政治当中去,这样既可以获得政治经验,又不会轻易走向体制的反面。

倘若在一个政治不自由的社会,情况就会变得危险而复杂。这种社会里面的公共知识分子长期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就算某些人能够在体制内担任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务,也永远难以接触到核心政治层面的信息和事务,使得他们严重缺乏准确可靠的信息,对事情的判断,尤其是核心政治层面上的,更多只能依赖于揣测。因为长期被排斥在体制外,使得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容易在某个关卡走向体制的反面,有意无意之间酿成革命。当然,也许他们的本意是倾向于改革,不愿看到革命所带来的大破坏,只是很多时候事情不由人愿。在政治不自由的社会,很多矛盾的肆虐在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由此导致批判的矛头经常指向政府。公共知识分子在批判政府的时候,或许是为了督促政府进行改革,只是这种批判一旦传到那些对现实深感不满的民众那里,就会适得其反。

(邓峰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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