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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宿命

作者:任剑涛|来源:文摘|日期:2012-10-31 23:57:35

1956年,波兰在“波兹南事件”(Poznan Uprising)发生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进入高潮。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取得最高领导人职位,推动设立工人委员会,扩大议会权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治经济。匈牙利在納吉(Imre Nagy)擔任政府領導人之後,也致力於推進改革,但1956年10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使改革中斷,直到11月卡達爾(Janos Kadar)執掌國家權力之後,改革才得以繼續推進。匈牙利改变了执政党绝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劳动生产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也在同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到1960至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轮改革启动了。这一轮改革不再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对垒的背景,也不再针对苏联模式及其矫正而展开。这一时期的改革体现了不同于第一轮改革的四个特点:一是对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弊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开始自觉地引入市场机制,个人利益得到承认,经济组织更为多元;三是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了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四是改革的综合性特点日益突出,配套改革的意图日益明显。
 
第二轮的改革浪潮主要是在国家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如1960年代南斯拉夫就自认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重复投资严重、基建规模过大、经济效益下滑、高增长伴随着比例失调,等等。于是,南斯拉夫在1960年代中期推出了“新经济措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缓解经济危机。同时,南斯拉夫还致力于改革政党机制,推进党内民主,幷修改宪法,扩大民族自由和自治,强调民族平等。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此处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前列。

1964年,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时代。由于这一时代的开端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清算,接下来进行的改革注定只能是技术性的。在经济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也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注重计划的完善,管理的改进,强化了经济核算,建立了物质激励机制,引入了包工制度,扩大了联合公司,致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6。在农业体制和发展战略上,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旨在以集约化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幷且增加农业投资,强化技术改造,推行农工一体化。在政治体制上,苏联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三驾马车(党─国─政)的新型体制,以期杜绝斯大林式的个人专制。在此时期,苏联虽确认苏共的领导地位,但明确提出改善党的领导方式。苏联于1977年修订了宪法,提高了苏维埃的地位,加强人民监督,健全司法制度,扩大直接民主。

苏、南的这些改革,都是针对国内问题展开的。但很明显,所有改革都围绕具体问题而展开,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认识与整体重构。这是一种忽视结构性问题、专注于功能性调整的改革:改革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运作秩序存在结构上难以治愈的病症,整个改革的重心都是原社会主义结构的改良与优化。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开始就处于错位的状态: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弊端视为某个领导人失误所造成,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乏反思能力。因此,在反思斯大林错误的起点上推动的改革,实际上幷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缺陷。在政治体制上,这类改革大多是重申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固有组织原则;对于法律的引入也缺乏法治的理念;限制个人权力膨胀也远远高于限制组织权力的脱缰。苏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一个超级政党独占国家权力这个根本问题,完全没有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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