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当前的“形势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广东”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体系的难处，在记者会上断然拒绝了以前曾默认的“乌坎经验”：“解决乌坎问题，什么创新也没有，就是把原有的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落实好！”而重庆主官秉承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他最后的记者会上坚持捍卫了自己在重庆的实践和理念，最终在共产党官僚政治文化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产党传统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产党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竞争产生权力一个优点是权力交接的稳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权力正当性不足因而难以持续。用“领袖导师化”的办法进行权力正当性追溯，看上去很像买个书号，就当自己是文豪了。民间有云，“毛思想一本一本，邓理论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这反映了民意并不认可这种权力正当性追溯办法。重庆主官用路线追求民意支持，实际上开启了对官僚政治权力正当性不足的补救，但却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当下利益所挫败。

按照传统理论，共产党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语言中，使用“党内走资派”的说法来说明一部分人会背离这个宗旨，这是一种温和留有余地的判断。而在日常讲话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阶级”这个名词。阶级与官僚相联系，说明毛判断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整体意义上，共产党可能会抛弃他名义上所代表的社会大众，拥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利益，最终成为一个独立阶级。重庆事变证明了毛的判断，官僚政治背离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体系自身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他理当代表的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这个时刻起，它成了一个除官僚系统和暴力工具外无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强调，重庆事件不是纯粹由传统意义的左右路线斗争引发的，但是，这一事变对国内路线斗争和方向的影响却是最需要考察的。但这种斗争，是在传统的两大阶级对抗之外加上官僚阶级的三国演义了。

根据前面对事件原因的分析，现执政集团不会像目前左翼所推测的那样立即走上明显右倾乃至易帜的道路，还是会试图根据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一会拉右打左，一会拉左打右。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招牌来维护，重庆模式会被从形式上整体否定，以清除原重庆主官的影响力；但具体内容不会被明确否定，以便作为未来执政集团的可能选项。

但是，在重庆事件后，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将加剧，路线分歧会凸显。未来走向何方，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疑虑，也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疑虑。官僚集团内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区别，在左倾的重庆领导人离开后，由于力量平衡的变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试探对方的边界。因此，党内左右各方都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强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导向掌控中国未来，路线斗争将会激化，最终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变局。对于未来，斗争的均衡点和变局方向难以预料，但因为重庆事变已经根本性的动摇了现政权权力的正当性，我们能够确定预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难以久长。

重庆事件的主角，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

本文选自多维枫叶老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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