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更应当明了,中国不是弹丸之地的香港或新加坡,而是全球最庞大的国度,国家的治理如果不能区分中央集权制度在保护国家领土统一方面的长处,以及中央集权在具体的社会管理上的短处,如果不懂得需要扬长避短地及时和恰当的下放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国的社会问题将始终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不要再奢望可以迈向国家的现代化了。
倒薄后,官方的舆论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有多种不同的指控,其中薄熙来在重庆搞“个人山头主义”,对抗“中央权威” 大概就是来自胡锦涛个人最直接的感受吧。
王希哲先生几天前在旧金山地区华人电视台上谈论薄熙来事件,提出了薄熙来在重庆自搞一套是否正确的问题,王先生的观点大意是,从为人民谋利益的角度,薄熙来的重庆模式造福人民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的拥护,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共产党的立场,薄熙来另搞一套是另立山头当然不好…王先生关于薄在重庆另搞一套是不符合共产党利益的观点与胡锦涛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安玛有不同观点认为重庆模式不但对老百姓好,对中央政府的好处同样是大大的好。
在薄熙来被撤职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暗示薄熙来在重庆挑战中央权威,有历史上的张国焘分裂党的危险之虞,这大概体现了胡锦涛对薄熙来在重庆实践的担忧吧。可是胡锦涛应当知道,薄熙来从没有分裂党的纲领或行动,反而一再强调重庆的试验是在为国家的发展探索道路,有何不妥?
事实上,党内存在不同的路线争议是检讨和修正党的路线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比如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路线,和后来的刘邓路线,为何不能理性的看待党内不同时期的不同路线的争议呢?
胡锦涛也应当明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项非常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制直接制定的路线不可能总是最好的,也不可能总是能满足不同的省份的需求的,更不可能总是正确无误的。为何各个地方政府就不能用创新性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舞台?为何总是时时处处的要求地方必须与中央“统一行动“”统一思想“”统一步骤”,否则就是“挑衅中央权威”?
如果深入探讨重庆模式中的五个重庆,民生8条,共富12条,民主法制15条等等,相信不少的网友都会认同,重庆的薄熙来路线比中央的温家宝偏袒富商维护权贵既得利益的路线更符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也更贴近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均衡发展的理念。
中央政府应当鼓励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如果有的省市做得比中央更好,更应当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作为鞭策中央自己多奋发努力迎头赶上的动力。那种因为担忧地方功高盖主而害怕中央权威受到挑战的思维,实际上连一个封建时代的明君都不如,不过是一个妒贤嫉能的庸君昏君的低档层次罢了。
胡锦涛还应当知道,中国各个地方存在的大量不同的社会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各地的地方政府来解决,身在高处的中央即没有处于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对所在问题的熟悉,也因为中央必须参与处理大量的外交国际事务的原因,9名常委就是每人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有精力去关注和解决全国各地早已是如山似海般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
胡锦涛更应当明了,中国不是弹丸之地的香港或新加坡,而是全球最庞大的国度,国家的治理如果不能区分中央集权制度在保护国家领土统一方面的长处,以及中央集权在具体的社会管理上的短处,如果不懂得需要扬长避短地及时和恰当的下放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国的社会问题将始终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不要再奢望可以迈向国家的现代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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