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不是这次下台才成为受害者，他的人生履历像一具精心设计的体制受害者标本。

王立军躲入美领馆，掉下一只靴子，溅起谣言无数，等了两个多月，终于掉下另一只靴子，中共中央立案调查薄熙来，谷开来涉嫌杀人。

前不久，洪晃给《南都周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以红色子弟特有的经历，说起自己的感受。有人说矫情，但是好评占多数。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是肺腑之言，不难获得同情。

说洪晃矫情，也有缘由。90年代至今，被整肃的贪官污吏无数，但是鲜有高干子弟落马。高干子弟比平民出身的干部更清廉吗？鬼才信。纪检干部劝诫基层的同志需附加条件，才能取信于人：“如果没有好爸好妈，如果上面没有人，就不要起贪心。”对于选择性反贪，不要说普通民众不满，平民出身的干部对红色贵族们也有怨气。

养尊处优，肆意妄为的一群人，有一成员遭受打击就扮起可怜来了，不是矫情吗？只有回顾80年代以前的共和国历史，才容易理解洪晃的唏嘘。当年红色子弟的处境，类似于现在的平民官员、人大代表，遭遇不测的风险比民众更高。爹妈们不断翻大饼，总有机会让子女品尝油锅的煎熬。近二十年看似平静了许多，只是把翻大饼的节奏放慢了而已，体制没有变。

如果一定要说体制变了，那就是比照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把毛时代显得凌乱的机构设置变得更完整，比如设立中纪委。七零年代末期，中共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八零年代强调党政分开，试图补上赫鲁晓夫主张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课，但是遭遇挫折。《联共（布）党史》对中共的影响太深刻了，调头比苏联还难。

法治是人权的保障，人人都需要法治。斯大林体制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斯大林体制的受害者包括全体国民，并无例外。尽管红色子弟在十多年里处于例外状态，但我坚信他们没有豁免权。我在2007年写的博文《民主也是红色贵族的好东西》，只有600多点击，没有人关注，前些天重发，被共识网转去了，看到的人会多一些。可以肯定，即使那时候薄部长看过该文，也不会有什么触动，重庆的小文革还是会发生。

在我看来，薄熙来不是这次下台才成为受害者，他的人生履历像一具精心设计的体制受害者标本。生于1949年，民国宪法在大陆失效。1950至1965年，父母双双担任国家领导人，未成年的薄熙来由勤务人员教养。1966至1967年该读高中的时候，他在街头闹革命。1968至1972年该上大学或服兵役的时候，他进学习班劳动改造。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9岁，错失了建立世界观的最佳年纪，学的又是历史专业，没有几句真话，现在的教材大概面目全非了。大学毕业之后，踩着节拍准点升迁，缺乏挫折训练。同样是重点培养对象，胡和习就有过遇冷经历。这样一副履历，不落难则已，一落难就是大难。

薄自己不会看作体制受害者，他只会把自己当做政治斗争中不够幸运的失败者。社科院的老师没有教育他，非民主的体制必需依赖祭品来维持，祭品的级别越高，民众越欢喜。老一辈革命家努力建设民主与法治，不仅仅是出于进步的理念，与他们自身安危也息息相关。薄熙来努力毁掉法治建设成果，拿别人的头献祭越多，他自己离祭台也不远了。

2005年在南沙一次广东人文学会的活动中，我跟某人说，这个体制最好由“太子党”来改造。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主导这个过程会更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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