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京大学张贴。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