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适时出现，恰恰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了借鉴，其能够获得重庆基层民众的青睐，就证明其有些政策哪怕是口号，比较真实的还原了群众的真正诉求，至少是民生、公平和社会保障方面体现了民生诉求。

随着张德江主政重庆，薄熙来时代的重庆已经落幕，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重庆模式”已经被中央全盘否定，但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重庆模式”需要与薄熙来个人区分对待，大是大非需要从辩证的角度看，“重庆模式”在一些问题上，不仅不应该被否定，而且需要继续深入，如社会公平和民生改革等。

提到“重庆模式”，很多人首先反应的是“唱红打黑”，这也是薄时代重庆模式的两大标签。如果简单的从表面看，这两点都没有错。伴随着经济建设这个核心而来的是近年来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导致道德滑坡的迹象开始出现，因此有必要将社会价值观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以史为鉴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此，唱红本身无可厚非；而打黑，更是防止社会治安、保护市场经济公平发展的必要手段，不打反而不正常。

但是，薄熙来时代重庆在这两个方面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将日常工作搞成了运动，并在其中强加了许多长官意志，乃至践踏基本规律和法律：为了唱红而强行停止正常的电视广告，而打黑又被认为在很多案件上存在“黑打”。这一切，都不得不让人想起痛苦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邓小平曾经说过：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同时，薄熙来在重庆执政期间，过多的运用了“强人政治”思维，这与眼下的主流是不符的。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党内对毛泽东晚年行为做出了深刻反思，并出台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文革中毛泽东的错误，但也同时指出，他本人及其它领导人没有及时制止也扩大了事态。为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强人政治，逐步建立起了现在的集体领导模式，各级地方政府都需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另立王国。因此，王立军事件只是薄离开重庆的导火索，深层的原因更是关系到党的统一性和纯洁性，避免导致越走越远的风险，这可以说是重庆模式的“非”。

如果我们撇开薄熙来本人及其推行改革的方法和路线来看“重庆模式”，其中为群众广为赞赏的内容还是值得我们在未来的深化改革过程中借鉴和推广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肯定重庆模式的“是”。如保障社会公平和深化民生改革，经过进一步推敲和试验后，完全可以作为未来深化改革的基本路线来抓。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即使今日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个基本的中心路线仍然不会变。但不变是相对的，变才是绝对的。在经历过十年浩劫的混乱局面后，发展经济时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采取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狠抓经济建设，帮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积累了非常多的问题：民生欠账太多、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社会公平被既得利益者绑架等，社会矛盾在长期积累后出现了爆发的苗头，现在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走向惹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