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笔者曾对中国国内一度流行“和平崛起论”提出强烈质疑，并撰文批之。笔者的论据是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崛起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会给中国外交的实际操作带来被动。但是，当“民族伟大复兴”取代“崛起论”后，中国官方媒体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发展路径已定型，太平盛世也已到来。近来对“中国模式”的吹捧更是误国。作为”复兴论“的始作俑者，笔者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究竟是“民族伟大复兴”还是“邓小平中兴”？现在看来，还是“中兴”比较准确。

所谓中兴指一个政权中途振兴，转衰为盛，常以当政者名号命之。首先，从“天命”（即合法性）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能算是中兴，因为改革之初，政权并未更换。古人云：“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谓之中兴。”再者，“民族复兴”的标志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有过出色的表现，而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的重建，即“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的复兴。到目前为止，“邓小平中兴”对“德治”这个中国独特的传统非但没有继承，反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改革之初贫富差距小，用“拨乱反正”偷换“中兴”概念尚可行，现在的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了“中兴”的框架，政治体制成为从“中兴”向“民族伟大复兴”过渡的障碍。

中兴也分两种，一种是政权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比如清末同治时期出现的“中兴小阳春”；另一种是重建政权合法性，比如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将汉家天下再续近200年。“邓小平中兴”属于哪一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兴尚未成功，仍有夭折的可能。然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中国的政治危机已集中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也就是说，财富集中的速度如此之快，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方面，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定性的国家，人民收入的差距没有理由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取得财富的手段主要是权力。邓小平曾说过：“如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是，两极分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层没有人承认过失败，也没有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

所以，在全社会层面，“中兴”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失败。现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相结合，并以此为主导的“文化建设”，将制造出最危险的社会炸弹。因为马克思强调从体制结构来看分配不公的原因，而儒学传统注重人的修养来找腐败的根源，把两者结合起来看现实，岂不是为人民造反提供最佳的意识形态根据？

清除体制内的腐败，打破权力对经济主体的垄断，是防止两极分化问题积重难返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做大蛋糕”先行还是“切割蛋糕”先行的论点都是转移大众视线。